楔子
2013年5月15日，山东省费县。
清晨六点，天刚蒙蒙亮。李老太提着一篮刚从菜园里摘的青菜，沿着村间小路朝儿子家走去。儿子小健和儿媳小青结婚才半年多，小两口在镇上摆了个烧烤摊，每天早出晚归，李老太心疼他们，隔三差五就做好了早饭送过去。
今天她特意多包了几个粽子——小青怀孕了，才三个多月，嘴刁，就想吃粽子。李老太昨天跑了好几个村子才买到糯米和粽叶，连夜包好煮好，搁在竹篮里还冒着热气。
小健家的院门虚掩着。李老太推门进去，院子里静得不对劲。那条养了大半年的土狗没来迎接她，它被拴在槐树下，四肢僵直，嘴角有干涸的血迹，石头砸在狗头上砸出一个凹陷的坑，苍蝇围着那坑嗡嗡地飞。
李老太腿一软，竹篮脱手，粽子滚了一地。
她跌跌撞撞冲进堂屋。屋里很整洁，整洁得不正常——沙发垫摆得端端正正，茶几上烟灰缸洗得干干净净，地面拖过，还带着湿意。但那股气味骗不了人。血腥味混着漂白水的刺鼻，像一把看不见的刀，从鼻腔直插天灵盖。
她打了110。
警察来了，勘查了现场，发现了太多异常：沙发下有折断的拖把杆，洗衣机旁有断裂的木棍，卧室的床铺平整得像是被人故意铺过，但掀开被子，床单不见了，床垫上隐约有暗色的印痕。主机的线被剪断了，监控设备不翼而飞。
“阿姨，您儿子儿媳最近有没有得罪过什么人？”
李老太摇了摇头，她已经说不出话来了。
当天下午，村民在村外的河里打捞起三个黑色塑料袋。袋子里面是衣服，男人女人的衣服，皱巴巴地揉在一起，有些上面还沾着干涸的泥和血迹。一条牛仔裤的裤兜里翻出一张银行卡，卡主是一个名叫“付大兴”的七十多岁老人，远在上百公里外，和小健夫妇毫无交集。
警方开始追踪这张卡。
顺着卡的取款记录，他们调取了一台ATM机的监控录像。画面里，一个瘦削的年轻人在凌晨时分走到机器前，插卡，输密码，取出现金。他数钱的时候嘴角上扬，露出一个满意的笑，那笑容在模糊的监控画面里显得格外刺眼。
没有人认识这个年轻人。
但警方在他的身后看到了另一个身影——一个体态偏胖的男人，站在ATM机的玻璃门外，双手插兜，下巴微抬，像在望风。他的面孔被帽檐遮住了大半，但那身形、那站姿、那股从骨子里透出来的蛮横，让办案人员本能地觉得——这个人，不是第一次干这种事。
他们不知道，这个体态偏胖的男人叫付刚。
他们更不知道，付刚、张学军、王吉营和赵峰这四个名字，即将在中国刑侦史上留下长达十五年的血腥足迹。
而这只是开始。
第一章 四鬼聚首
时间回到1999年，山东省新泰市。
付刚那年二十二岁，刚从监狱里出来。他坐牢的原因不值一提——盗窃，数额不大，判了两年。在牢里他学了不少“本事”，最大的收获是认识到一件事：法律这东西，只要你不留下证据，就拿你没办法。
他在新泰市的一家麻将馆里认识了张学军。张学军比他小两岁，瘦得像根竹竿，脸上的青春痘还没消干净，但那双眼睛已经不像二十岁的人了——那是一种在社会最底层摸爬滚打多年才会有的眼神，阴鸷、警觉、像一条随时准备咬人的野狗。他有案底，抢劫未遂，判三缓三，一天牢没坐过，这让他觉得法律不过是一纸空文。
“想不想干点大事？”付刚叼着烟，隔着麻将桌看向张学军。
张学军没回答，但他伸手接过了付刚递来的那根烟。
王吉营是通过张学军认识的。王吉营那年刚满二十，个头只有一米六出头，精瘦精瘦的，但他是四个人里最不要命的。他小时候在老家被同村的孩子欺负过，后来他发现一个道理——只要你比对方更狠，对方就会怕你。他开始练刀，练拳，练一切能让别人害怕的东西。他的左前臂内侧纹了四个字——“不死不休”。他给三个人看这个纹身的时候，眼睛亮得像两团鬼火。
“这条命是捡来的，”他说，“捡来的命，想怎么花就怎么花。”
赵峰最小，入伙时才十五岁。他是张学军的小学同学，那时候还在技校念书，白白净净的，看起来像个乖孩子。张学军有一次喝醉了酒，把付刚和王吉营在外面“干大事”的事情当吹牛逼讲了出来，本想吓唬他，没想到赵峰放下啤酒杯，认认真真地说了一句：“带我一个。”
张学军以为他在开玩笑。
赵峰又说：“我早就想玩个大的了。”
“玩”这个字，从那个十五岁少年嘴里说出来的时候，张学军感到自己的后背有一阵凉风掠过。不是因为恐惧，而是因为他突然意识到——这个看起来人畜无害的孩子，骨子里比他们所有人都要疯。
四个人第一次凑齐，是在2000年的春天。
他们坐在新泰市一家路边摊的塑料凳上，面前摆着一盘花生米和几瓶啤酒。付刚是天然的头领，他话不多，但每一句都像钉子。他用筷子蘸着酒水在桌上画了一个圈。
“在这个圈里，咱们是王。出了这个圈，谁都不认识谁。做完了就散，散了就别联系，等下一次。永远不要在一个地方待太久，永远不要用同一个身份活超过三个月。”
没有人提出异议。
赵峰那年才十五岁半，他喝了一口啤酒，被呛得咳嗽了两声，然后用袖子擦了擦嘴角，问了一句让所有人都没想到的话：“第一次，选谁？”
付刚看了他一眼，从口袋里掏出一张揉皱的纸条，上面是他花了一个星期踩点记录下来的几个目标。他用食指在纸条上点了点。
“这个。昆明，城中村，女人独居，男人在外地打工。”
“有照片吗？”王吉营问。
付刚摇了摇头。但他补了一句：“她结婚照挂在堂屋，我隔着窗户看过。长得挺俊。”
王吉营舔了舔嘴唇。他的舌尖在那片干裂的嘴唇上划过，像某种爬行动物在吐信子。
赵峰没说话。他低头看着酒杯里自己扭曲的倒影，脸上什么表情都没有。
但那晚他回到住处以后，在日记本上写下了第一行字——“2000年3月12日。大事。待续。”
那本日记本后来被警方从赵峰家的抽屉里搜了出来，从第一页到最后一页，密密麻麻地记满了日期、地点、受害人的特征和他们犯下的每一桩罪行。一共四十七页。
四十七页。每一页都是一个人，或者一对夫妻，或者一个家庭。
那是四个魔鬼的完整罪状。
第二章 昆明的第一个夜晚
2000年4月的一个晚上，昆明。
城中村的夜晚从不真正安静。楼下有麻将桌的碰撞声、婴儿的啼哭声、夫妻吵架的叫骂声，各种声音交织在一起，像一张密不透风的网，把整栋楼裹在里面。但这些嘈杂的声响，恰好掩盖了四条黑影翻墙入院的动静。
那是一条土狗，拴在院子角落的枇杷树下。狗刚张开嘴想叫，一把刀就捅进了它的喉咙。刀锋切开了气管和颈动脉，血喷溅在树根上，狗的身体抽搐了几秒，然后彻底安静了。
付刚从狗脖子上拔出刀，在自己的裤腿上擦了两下，朝身后的三个人扬了扬下巴。
他们摸进了堂屋。月光从窗户的缝隙漏进来，正好打在墙上那幅婚纱照上。照片上的女人穿着白色婚纱，笑起来有两个浅浅的酒窝，眼睛弯弯的，像两弯新月。男人的手搭在她肩上，两个人的头靠在一起，甜蜜得让人嫉妒。
王吉营盯着那张照片看了几秒，然后伸手，用指尖轻轻碰了一下照片上女人的脸。
“值了。”他低声说。
他们在屋里翻了二十分钟，翻到了八百多块钱、一条金项链和一部手机。付刚把现金揣进兜里，手机卡拆了扔进垃圾桶，金项链塞进袜子。他正准备招呼其他人撤，卧室的门突然开了。
女人穿着睡裙走出来，手里端着一个搪瓷杯，睡眼惺忪。她没戴眼镜，加上走廊灯光昏暗，一开始没看清堂屋里站着的人。等她意识到不对的时候，王吉营已经扑了上来。
搪瓷杯摔碎在地上，响声在夜里格外刺耳。王吉营一只手捂住女人的嘴，另一只手把她往卧室里拖。女人拼命挣扎，指甲在他手臂上划出几道血痕，但她的力量跟一个成年男人相比根本不在一个量级。
付刚和张学军跟了进去。赵峰留在堂屋望风。
门关上了。
郑晓那年二十二岁，新婚不满一年，丈夫在深圳打工，她独自住在这间出租屋里。她在附近的小学教书，每天的生活简单而规律——上课、批改作业、备课、吃饭、睡觉。她喜欢在睡前喝一杯热牛奶，然后靠在床头看半小时的书。那天晚上她看的是一本育儿指南，因为她刚发现自己怀孕了，才六周，还没来得及告诉丈夫。
她本想打电话告诉他，但看了看时间，已经快十二点了，想着明天再打。
那个电话，她再也没有机会拨出去。
卧室的灯被打开了，刺眼的光让她本能地闭上了眼睛。等再睁开的时候，她看到了三个男人的脸。
她尖叫了一声，但声音还没冲出喉咙就被一只手捂了回去。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是郑晓一生中最长的黑夜。
王吉营第一个。他把女人按在床上，撕开了她的睡裙。布料撕裂的声音尖锐而短促，像某种信号，标志着所有的界限在那一刻被彻底打破。女人拼命扭动身体，双腿乱蹬，但张学军按住了她的腿，付刚按住了她的手臂，她像一只被钉在标本板上的蝴蝶，动弹不得。
她看着天花板上的吊灯，数着灯罩上的花纹。她不知道自己在看什么，只是需要找一个地方聚焦，好让自己的意识从身体上剥离出去。她觉得如果把注意力集中在某一个点上，也许就感觉不到正在发生的事情了。
但她错了。
她感觉到了每一个细节。那种被侵入的疼痛像一把钝刀，从下往上劈开她的身体。她的眼泪顺着太阳穴流进耳朵里，发出嗡嗡的声响，像海浪拍打沙滩。她想吐，但胃里什么都没有，只是干呕，一下又一下，像要把五脏六腑都呕出来。
王吉营从她身上起来的时候，她以为结束了。
但张学军接替了他。
然后是付刚。
三个人，三次。每一次都像是被重新撕裂一次。她的身体已经不再是自己的了，它变成了一条通道、一个容器、一件工具。当付刚从她身上起来的时候，她的下身已经麻木了，不是不疼了，而是神经超载后自动关闭了疼痛信号的传输通道。她知道这不是好事，但她感谢这种麻木。
她以为三个人就是全部了。
堂屋的门被推开了。
赵峰走了进来。那年他十五岁，脸上还带着少年人特有的稚气，嘴唇上方只有一层浅浅的绒毛。他走到床边，低头看着蜷缩在床角的郑晓。
“轮到我了。”他说。
他说话的时候语气很轻很柔，像在跟同学说“轮到我去打饭了”。他甚至微微笑了一下。
郑晓在那一刻感受到了比之前更深的恐惧。不是因为他更暴力，而是因为他在笑。那笑容里没有欲望，没有愤怒，没有任何成年人的情绪——只有一个少年在尝试一件新鲜事时的好奇和兴奋。
他把别人的痛苦当成了一场游戏。
赵峰压上去的时候，郑晓的身体已经没有力气挣扎了。她只是躺在那里，眼睛盯着天花板，嘴唇微微翕动。赵峰后来在供述中说，她当时在说一句话，反复地说。
“阿弥陀佛。”
她念了四遍。赵峰记不清是哪一遍之后她不再念了，因为他开始觉得烦，用手掐住了她的脖子。
“别念了，吵死了。”
郑晓没有叫，没有喊救命。从始至终，她没有喊过一声救命。不是因为她不想喊，而是因为她知道这栋楼里的人早就对深夜的各种声音习以为常了。夫妻吵架、婴儿哭闹、醉酒闹事——在城中村的夜晚，没有人会为一两声尖叫打开窗户。
这是一个被世界遗忘的角落。
凌晨三点多，四个男人整理好衣服，把翻乱的东西大致归位，从后门离开了。
郑晓在床上躺了很久，久到月光从窗帘的一边移到了另一边。然后她慢慢爬起来，赤着脚走进浴室，打开水龙头，让水流冲刷自己的身体。水很凉，但她没有调热，她觉得这水还不够凉，不够洗掉那些男人留在她皮肤上的气味。
她洗了将近两个小时。皮肤搓红了，搓破了，搓出了血，她还在搓。
天亮以后，她没有报警。不是因为不想，而是因为不能。她的手机被拿走了，座机的线被剪断了，她不知道那四个人的名字，甚至看不清他们的脸——卧室的灯太亮了，刺得她一直闭着眼。
她只知道，从那以后，她再也没有办法在黑暗中闭上眼睛。
这个案子最终没有破。不是因为警方无能，而是因为郑晓没有报案。她害怕，害怕丈夫知道后不要她了，害怕同事知道后指指点点，害怕父母知道后会崩溃。她把那晚的一切都埋进了心里，像把一个死去的婴儿埋进了后院的土里，假装它从来没有存在过。
但假装不等于遗忘。
那些伤痕永远在那里，只是被覆盖了。
她后来离了婚，搬了家，改了名字，试图重新开始。但每天晚上闭上眼睛，她还是能看到那盏刺目的灯，那张被撕碎的睡裙，那些压在她身上的身体，和那个笑着说出“轮到我了”的少年。
这是四人团伙犯下的第一起强奸案。
不是最残忍的，不是最血腥的，甚至不是最令人发指的。但它是一个起点，是一扇门。从那扇门走进去之后，他们再也没有回头。暴力会催生更多的暴力，欲望会膨胀成更大的欲望，恐惧会在被反复践踏之后变质为一种扭曲的快感。
他们从这扇门进去，然后在接下来的十五年里，在中国的大地上留下了一道又一道腥红的血痕。
第三章 白银：女护士的最后一课
2001年5月22日，甘肃白银。
早晨七点半，张爱玲把四岁的女儿从被窝里抱出来，给她穿上粉色的连衣裙，扎了两个小辫子。女儿昨晚有点低烧，今天她特意请了假，准备带女儿去妇幼保健站检查一下。她自己是那里的护士，同事都熟，看病方便。
丈夫在白银公司上班，早上八点临时被叫去厂里处理故障，出门前亲了亲女儿的脸蛋，说：“爸爸中午回来，带你去公园。”
张爱玲在厨房热牛奶，女儿在客厅的茶几上画画。她画了一个圆圆的太阳，又画了一个小小的房子，房子旁边站着两个人，一大一小，手牵着手。
门铃响了。
张爱玲以为是丈夫忘带钥匙，笑着从厨房探出头：“你又忘了——”
话没说完。
门外的男人一脚踹开了防盗门。那一脚的力量大到门框的木头裂开了口子，门扇猛地撞上玄关的鞋柜，发出巨大的响声。女儿被吓哭了，画笔从手中脱落，在茶几上画出一道歪歪扭扭的彩色线条。
王吉营和付刚闯了进来。
王吉营一脚踹在张爱玲的腹部。她整个人向后飞出去，后脑勺撞在厨房的门框上，眼前一阵发黑。她听到女儿在哭，尖声尖气地哭，像被踩了尾巴的小猫。她想起身去抱女儿，但身体不听使唤，胃里的牛奶翻涌着涌上了喉咙。
付刚把女儿从茶几边提了起来，像提一只小鸡。那小姑娘哭得更厉害了，两条小腿在空中乱蹬，小皮鞋踢掉了，露出穿着花袜子的小脚丫。
“闭嘴。”付刚说。
女儿没闭嘴，她哭得更凶了。付刚皱了皱眉，从茶几上拿起一卷手工课剩下的胶带，撕下一截，缠在了小姑娘的嘴上。哭声被堵了回去，变成了一串含混的“唔唔”声。她的眼睛瞪得大大的，眼泪从眼眶里涌出来，顺着脸颊往下淌，滴在付刚的手背上。
他把小姑娘塞进了卧室的衣柜里，关上柜门。衣柜里黑洞洞的，堆满了冬天的被褥，小姑娘陷在软绵绵的棉絮里，像掉进了一个深不见底的洞里。她不敢动了，连呼吸都变得小心翼翼，怕被那个可怕的男人听到。
“从一数到一千。”柜门外传来一个男人的声音。她不知道那是赵峰——赵峰后来才到。她只知道那声音听起来很年轻，甚至带着一丝笑意，像在跟她玩一个游戏。
她开始数。一、二、三、四……
客厅里，王吉营已经把张爱玲从厨房门口拖到了卧室。她挣扎过，指甲在他的手腕上留下了几道血痕。他甩了她一耳光，她的脸偏向一边，嘴里涌出一股咸腥味——牙齿磕破了口腔内壁。她的左耳开始嗡嗡作响，像是有一群蜜蜂在耳道里筑巢。
“存折在哪？”付刚站在卧室门口，声音不大，但透着一股不容置疑的冷。
张爱玲没有回答。她不是不想回答，是耳朵里太吵了，她没听清。
付刚又问了一遍。他还是没得到回答。他走上去，一脚踩在她的左手手背上，军用靴的鞋跟碾着她的手指骨，骨头在皮肤下面发出细微的咯吱声。张爱玲终于叫了出来——不是尖叫，是那种从喉咙深处挤出来的、低沉的、压抑的哀号，像一只被车轮碾过腿的野猫。
“二楼衣柜的抽屉里。”她的声音在颤抖，“密码是我女儿的生日，零五零三。”
付刚上楼去拿存折。王吉营留在卧室里。
后来的事情，张爱玲不愿意回忆，也不想回忆。但她的身体替她记住了——法医后来在她的身上找到了十七处不同的损伤，其中有八处是在生前形成的。她的左膝有一块拳头大的淤青，那是被用力掰开大腿时撞到床沿留下的。她的小臂上布满了指印状的青紫，那是被人死死按住时留下的。她的颈部有几道深浅不一的掐痕，那是被反复掐住脖子又松开、掐住又松开时留下的。
她不知道时间过去了多久。可能是一个小时，也可能是两个小时。她只记得衣柜里偶尔传来细微的响动——那是她的女儿在数数，数到累了，数到困了，数到再也数不下去了，蜷缩在旧棉被里睡着了。
她唯一庆幸的是，女儿被关在柜子里，什么都看不到。
上午十点左右，付刚从银行取了钱回来。存折里有两千八百元，是这个月刚取的、准备给女儿缴幼儿园学费的钱。他把钱揣进兜里，对王吉营说了一句：“她看到我们的脸了。”
王吉营明白这句话的意思。
最早是他们主动摘下口罩的——白银的五月已经热了，口罩捂得人喘不过气。他们想着一不做二不休，抢完钱就走，反正这个女人不认识他们，白银这么大，谁能找到谁？
但赵峰不这么想。赵峰是十点半左右到的，他和张学军在另一条街上踩另一个点，接到付刚的电话才赶过来。他推门进屋的时候，第一件事不是去看张爱玲，而是去看衣柜。
他把柜门拉开了一条缝，看到了那个缩在被褥里、脸上还糊着胶带的小女孩。她的睫毛很长，即使睡着了也在微微颤动，像蝴蝶翅膀。
赵峰把柜门关上了。
“她看到我们了。”他说。语气平淡，像在陈述一个事实。
“她才四岁，她什么都不懂。”王吉营说。
“四岁也会告状。”赵峰转过头看向付刚，“你知道四岁的孩子会跟老师说‘有坏人到我家来了’吧？老师会报警，警察会来查，这个小区有监控。”他走到窗边，掀开窗帘的一角，指了指对面楼顶那个摄像头，“那个，看到了吗？我们进来的时候，拍到没？”
付刚沉默了几秒。
“处理干净。”
赵峰笑了。就是那种让人后背发凉的笑。他蹲下身，和张爱玲平视。她的嘴角还有血，左眼肿得几乎睁不开，头发被汗水打湿了，一绺一绺地贴在额头上。
“姐姐，你孩子很乖，她在柜子里睡着了。”赵峰的声音很轻很温柔，像一个贴心的大男孩在安慰一个受惊的女人，“你配合我们，我就不吵醒她。”
张爱玲不知道什么叫“配合”。但她知道自己别无选择。
她被从地上拉起来，手脚被胶带缠住，嘴被胶带封住，整个人被塞进了一个黑色的大号垃圾袋。袋子太薄了，透出她身体的轮廓，像一个被包裹得严严实实的茧。
她被两个人抬着出了门。楼梯很窄，她的头撞在墙上好几次，每撞一次，袋子里就传来一声闷闷的、含混的呜咽。
那个小区是老旧小区，没有电梯。楼梯间的声控灯坏了，常年不亮，四个人的脚步声在黑暗的楼道里回荡，像某种沉重的节拍器。
楼下停着两辆面包车。
张爱玲被扔进了其中一辆的后座。她的头磕在座椅的铁制底座上，闷响了一声。她没有叫，因为嘴被封住了，只能发出“唔唔”的声音，那声音从黑色塑料袋里传出来，沉闷又遥远，像隔着厚厚的土墙。
另一辆车上，赵峰把那个四岁的女孩从衣柜里抱了出来。她还在睡，睫毛上有干涸的泪痕，嘴唇上胶带的痕迹还没有褪尽。赵峰用一件外套裹住她，把她放在副驾驶座上，系好安全带。
两辆车，一前一后，驶离了白银市区。
张爱玲不知道车开了多久。她被蒙在塑料袋里，看不到外面的路，只能通过身体的颠簸和转弯的方向来判断车的轨迹。车子先是在柏油路上跑，后来上了石子路，再后来是土路，颠簸得越来越厉害，她的头一次又一次撞在车厢壁上，后脑勺肿了一个大包。
车子最终停在了一个废弃厂房门口。厂房的铁门上锈迹斑斑，推门的时候发出令人牙酸的吱呀声。里面是一个空旷的水泥大厅，地上散落着碎砖和枯叶，阳光从破损的屋顶漏下来，在地面上投下一道道光柱。
袋子被打开了。
张爱玲眯着眼适应光线。她看到那个年轻的男孩——赵峰——正靠在墙上抽烟，烟雾在光柱里慢悠悠地升腾，像某种仪式中的香火。王吉营蹲在她面前，手里拿着一把刀，刀刃上还沾着干涸的狗血。
“你还有什么想说的吗？”王吉营问。
张爱玲的嘴被封着，说不了话。她拼命摇头，眼泪从眼眶里涌出来，把脸上的血和土冲出一道道沟壑。她想说“我女儿还小”，想说“求求你们放过我”，想说“我什么都没有看到，我不会报警的”。但她什么都说不了。
她想说“我女儿还在那辆车里”。
她看到了那辆面包车。车停在厂房的另一侧，副驾驶的车窗半开着，她隐约看到一个小小的人影在副驾驶座上动了一下。
女儿醒了。
赵峰似乎也感觉到了什么。他掐灭烟头，走到那辆面包车旁，拉开副驾驶的门，弯腰进去。几秒后，张爱玲听到女儿的声音——不是哭，是含混的、被堵住的“唔唔”声，像有什么东西塞在她嘴里。
赵峰出来的时候，手里的烟已经重新点上了。
“没事，她还在睡。”他对张爱玲说。
他撒谎。
张爱玲知道他在撒谎。她听到了女儿的声音，那声音虽然被堵住了，但她听得出来，那是她女儿在哭，在害怕，在叫“妈妈”。
她拼命挣扎起来。她的双手被绑在身后，只能用肩膀和膝盖在地上挪动，像一条被斩断了尾巴的蚯蚓。她的膝盖在水泥地面上磨破了皮，血和尘土混在一起，在地面上拖出一道暗红色的痕迹。
王吉营站起来，走过去，一脚踩在她的背上，把她踩趴在地上。
“别折腾了，没用的。”
赵峰走回来，蹲在张爱玲面前。他歪着头看了她几秒，然后伸出手，慢慢撕开了她嘴上的胶带。
张爱玲大口大口地喘气。
“求求你放了我女儿，”她说的第一句话，不是求饶，不是骂人，而是这六个字，“她才四岁，她什么都不记得，她不会说出去的。”
赵峰没说话。他站起来，转身走向那辆面包车，拉开了副驾驶的门。
张爱玲听到女儿的声音，这一次更近了，更清楚了。女儿在哭，不是大声哭，是那种憋着气、怕被打的、细细的、断续的抽泣，像风吹过枯枝发出的呜咽。
赵峰把女儿从车里抱了出来。
那小姑娘穿着一件粉色连衣裙，左脚的小皮鞋踢掉了，只剩右脚穿着一只，露出白底红花的袜子。她的嘴被一块布条勒住了，一双眼睛瞪得大大的，里面全是恐惧和泪水。她的两只小手紧紧攥着赵峰的衣领，指甲嵌进他衬衫的布料里。
赵峰把她抱到厂房门口，放在一块废弃的枕木上。小姑娘坐在那里，两只小皮鞋不一样，一只穿在脚上，另一只光着脚，那只小花袜子已经被土弄脏了，灰扑扑的。
“你坐在这里不要动。”赵峰说。
他走回来，关上了厂房的门。
门关上的那一刻，厂房里暗了下来。阳光被铁门挡住了，只剩屋顶那几个破洞还漏进几缕微光，把灰尘照得发亮。张爱玲看到那些灰尘在光柱里旋转、飘浮、飞舞，像无数个细小的生命在空气中游荡。
王吉营蹲下身，把刀尖抵在张爱玲的脖子上。
她感觉到冰凉的金属贴着她的皮肤，感觉到刀尖刺破了表皮，一小股温热的液体顺着脖子往下流。
她闭上了眼睛。
她想起了女儿。想起了女儿出生那天，丈夫在产房外面急得团团转，护士把女儿抱出来的时候，丈夫的手在发抖，不敢接。想起了女儿第一次叫“妈妈”的时候，她的眼眶一下子就红了，抱着女儿转了好几圈。想起了今天早上女儿在茶几上画的那幅画——一个大太阳，一座小房子，一大一小两个人手牵着手。
她还没有来得及告诉丈夫，女儿的烧已经退了。
她还没有来得及告诉父母，她最近升了职，当上了护士长。
她还没有来得及告诉女儿，妈妈有多爱你。
她没有再睁开眼睛。
法医后来在她的大腿内侧发现了几道奇怪的划痕。那些划痕不是武器造成的，不是磕碰造成的，而是用手指甲一下一下刻出来的。皮肤被指甲划破，表皮翻起，露出下面粉红色的真皮。划痕的排列方式不像是随意的抓挠，而像是有意为之的某种图案。
技术人员在显微镜下反复观察、拍照、分析。那些划痕深浅不一，方向各异，但隐约可以辨识出一个轮廓——一个“S”形，上下各有一条横线，像某种符号，又像一个字母。
“S”代表什么？没有人知道。
但对办案人员来说，那些划痕成了这起案件最重要的物证之一。因为在划痕的缝隙里，法医提取到了一小片不属于死者的皮肤组织——那是一小块脱落的表皮，附着在指甲划开的伤口边缘。DNA检验的结果指向一个名叫付刚的男人。
那是张爱玲在被杀之前，用尽最后的力气从付刚手上抓下来的。
她知道自己活不了了。但她不想白死。
她用自己的身体，留下了一把锁住魔鬼的钥匙。
第四章 断指与牙签
2004年，河北沧州。
四人团伙在这个城市待了将近一个月。他们换了三家旅馆，每家住不超过一周，每天白天睡觉，晚上出去踩点。付刚手绘了一张城区地图，用红笔标注了十几个目标，然后一个一个地筛选。
最终他们选中的是一栋三层自建房，位于城乡结合部。房子的男主人姓刘，四十多岁，在建筑工地当包工头，家里条件不错。女主人姓周，三十八岁，在一家超市当收银员。夫妻俩有一个十七岁的女儿，在县一中读高二，成绩很好，是全家人的骄傲。
付刚选择这家的原因有两个：一是位置偏僻，周围没有邻居；二是他踩点时透过窗户看到女主人的照片，风韵犹存。
“这种年纪的女人，”付刚对其他人说，“最放得开。”
5月14日晚上，四个人携带作案工具摸进了那栋三层小楼。当晚，男主人出差在外，只有女主人周某独自在家。
他们翻墙进院的时候，院子里养的两条狼狗狂吠不止。王吉营用事先准备好的毒肉包子喂了狗，狗吃完后不到五分钟就瘫倒在地，口吐白沫。
他们撬开后门进入室内。周某当时正在二楼主卧看电视，听到楼下的动静，以为是丈夫提前回来了，喊了一声：“老刘？”
没有人回答。
她开始觉得不对劲，拿起手机准备打电话，卧室的门被一脚踹开了。
王吉营最先冲进去，一把夺过她的手机摔在地上，手机屏幕碎成蛛网状。他捂住她的嘴，把她按在床上。她挣扎的时候，指甲在他的手臂上划出几道血痕，他反手一巴掌，她的嘴角裂开了，血滴在枕头上。
付刚和张学军把她的手脚用麻绳绑在床的四角，让她呈“大”字形固定在床上。赵峰拉上了窗帘，打开了床头灯。
接下来的事情，是周某一生中最漫长的一夜。
四个人轮流侵犯了她。付刚第一个，张学军第二个，王吉营第三个，赵峰最后。每一次，他们都用不同的方式折磨她。王吉营用皮带抽她的胸部和腹部，皮带扣在皮肤上留下一个个半圆形的淤痕。张学军用打火机烧她的头发，焦糊的气味弥漫在整个房间里。付刚用刀尖在她的大腿上划出一道道浅痕，不深，只破皮，但血珠从每一条划痕里渗出来，像一幅红色的网格图。
赵峰是最残忍的。他在房间里翻了翻，找到一盒牙签——是周某的女儿平时做手工用的，彩色的，一盒一百根。赵峰抽出一根，用打火机烧了烧尖头，然后扎进了周某的左侧乳房。
周某的惨叫被堵嘴的胶带闷住了，变成了一种类似野兽哀嚎的呜呜声。她的身体猛地向上弓起，像一张拉满的弓，然后又重重地摔回床上。赵峰拔出牙签，血珠从针眼里冒出来，在昏黄的灯光下闪着暗红色的光。
他又扎了一根。这一次是右侧乳房，更深，扎到了乳腺组织。周某的眼泪像决堤的河水一样涌出来，把胶带的边缘浸湿了，胶带开始失去黏性，从嘴角翘起来。
赵峰把胶带撕掉。他想听她叫。
周某没有让他失望。她的尖叫尖锐而持久，像一根针从一楼刺穿了整栋房子的屋顶，消失在夜空中。但这一带太偏僻了，最近的邻居在半公里外，没有人听到她的叫声。
赵峰扎了十几根牙签，在周某的乳房上排成一个不规则的圆形。每扎一根，周某的身体就剧烈抽搐一次，到了后来，她的抽搐已经不再是针对每一次刺入的反射，而是变成了一种持续的、全身性的痉挛。
“好玩吗？”赵峰问她。
周某已经说不出话了。她的喉咙在尖叫中撕裂了，发出来的声音像砂纸摩擦玻璃。
张学军觉得赵峰玩得有点过火了，提醒他：“差不多了，别把她弄死了。”
赵峰看了他一眼，说了一句让张学军后来反复想起的话：“弄死了又怎么样？反正也没打算让她活着。”
这句话让付刚警觉起来。他原本的计划是只抢劫强奸，不杀人——杀人的罪太大，一旦被抓就是死刑。但赵峰说“没打算让她活着”的时候，语气太随意了，随意到付刚觉得他说的是真的。
付刚开始犹豫。
但赵峰没给他犹豫的时间。他伸手从床头柜上拿起周某的手机，虽然屏幕摔碎了，但还能开机。他用周某的手指解了锁，翻到通讯录，找到了一个备注叫“女儿”的号码。
周某看到他在翻她女儿的联系方式，彻底崩溃了。
“不要动她！求求你们不要动我女儿！”她从嘶哑的喉咙里挤出这句话，声音像一个坏掉的哨子。
赵峰没有拨出那个电话。但他把号码记了下来，存进了自己的手机里。
“你不听话，我就打给你女儿。”他说，“让她也来玩玩。”
周某不敢再发出任何声音了。她把所有的尖叫和哭喊都吞回了肚子里，那团声音堵在喉咙口，让她几乎窒息。她不知道赵峰是在吓唬她还是认真的，但她不敢赌。
她有一个十七岁的女儿，那是她的命。
凌晨两点多，付刚觉得时间差不多了。他们已经在周某家待了将近五个小时，该拿的钱都拿了——现金三千多元，金项链一条，银行卡两张。赵峰去银行取过钱了，卡里有一万两千元，是周某丈夫刚结的工程款。
付刚把赵峰拉到一边，低声说：“灭口。”
赵峰歪了歪头：“你不是说不杀人吗？”
“你惹的事，”付刚说，“你看着她。她的脸我们每个人都看过了，不灭口，迟早出事。”
赵峰想了想，点了点头。
他走回卧室，站在床边，低头看着周某。周某的眼睛盯着天花板，瞳孔放大，嘴唇在不停地颤抖，像两片被风吹动的枯叶。
赵峰把手伸进被子里，摸索着找到了周某的手。她的手冰凉，手指在微微痉挛。赵峰把她的右手从绳子里解出来，握在自己手里。
“姐姐，我给你最后一次机会，”赵峰说，“你发个誓，说你不会报警。”
周某张了张嘴，她想说“我不会报警”，但声音卡在喉咙里，发不出来。
“你不发誓，我只能让你永远闭嘴。”赵峰的语气依然温柔。
周某终于发出了声音：“我……我不会……不会报警……”
“那你用你女儿发誓。”
周某浑身一震。她用女儿发誓——她这辈子最不愿意做的事情，在这一刻变成了她唯一的选择。
“我用我女儿发誓，我不会报警。如果我报警，我女儿就不得好死。”
赵峰听了，点了点头，松开了她的手。他把麻绳重新系好，然后从口袋里掏出了那把弹簧刀。
“但我不信。”他说。
刀尖刺进周某颈部的时候，她甚至没有发出任何声音。她的身体在刀刃刺入的那一刻猛地绷紧，然后慢慢地、一寸一寸地松弛下来，像一个被放了气的气球。
赵峰拔出刀，血从伤口里涌出来，浸湿了枕头和床单。那血是鲜红的，在灯光下像融化的红宝石，顺着床单的褶皱往下流，滴在地板上，发出细碎的滴答声。
付刚听到那声音，从客厅走过来看了一眼。
“弄干净。”他说。
四个人开始在房间里翻找能装东西的袋子。他们从厨房找到几个大号垃圾袋，把周某的尸体裹进去，扎紧口子。又用拖把和抹布清理了卧室里的血迹，换了干净的床单，把沾血的床单塞进另一个垃圾袋。
他们把三个垃圾袋搬上车，开到了郊外的一个废弃机井旁。机井很深，丢进去的东西永远不会被找到。
垃圾袋被一个一个地扔进机井。第一个落底的声音沉闷而遥远，第二个撞击在第一个上，发出塑料摩擦的声响，第三个落下去的时候，井底已经堆了一米多高的东西。
付刚往井里踢了几块石头，又把井盖推了回去。
回到旅馆的时候，天已经快亮了。四个人轮流洗澡，把身上的血迹和气味冲干净。赵峰洗得最久，他在浴室里待了将近四十分钟，出来的时候头发还在滴水。
“怎么了？”张学军问。
“没什么。”赵峰用毛巾擦着头发，脸上什么表情都没有。
但那天夜里，他失眠了。他躺在床上，盯着天花板，脑子里反复回放着一个画面——周某的右手，那只被他从绳子里解出来的手，在他说“用你女儿发誓”的时候，那只手的食指和中指微微弯曲，像是在比划什么。
他当时没在意。
现在他反复想，那两根手指弯曲的形状——是不是一个“S”？
S。杀死。杀害。死。
那只是一个巧合。他安慰自己。
但他不知道，周某在被杀之前，用那只手在床单上写了一个字。血写的一个字，笔画潦草，但轮廓清晰——那是一个“四”。
四个人。
她记住了他们的人数。
但那行血字在他们清理现场的时候被抹掉了。抹掉它的，是付刚手里的拖把。
第五章 白银：灭门
2001年5月22日的那起案子，让四人团伙从普通的抢劫强奸犯，变成了杀人犯。从那以后，他们的作案手法升级了——每一次作案，都不会留下活口。
2004年沧州案之后，他们流窜到了内蒙古、河南、安徽、江苏等地，犯下了六起类似的入室抢劫强奸杀人案。每一案的手法都如出一辙：踩点、翻墙、控制、强奸、抢劫、灭口、抛尸。
他们的警惕性越来越高，反侦察能力越来越强。付刚规定，每次作案必须戴手套、戴口罩、穿深色衣服，不留任何指纹和DNA。作案后必须彻底清理现场，把所有可能留下证据的东西带走或销毁。每个人的手机里不准存任何人的真名，用代号代替。
他们还总结出了一套“经验”：不找有监控的地方，不找有保安的小区，不找邻里关系紧密的社区。最好是城乡结合部、独门独院、周围没有邻居的住户。最好是夫妻两人都在家，可以同时控制，避免有人逃跑报警。最好是女方长得漂亮——这是王吉营和赵峰加上的条件。
“我们又不是为了钱，”王吉营说，“钱什么时候都能抢，但好看的女人不是什么时候都能遇到。”
他们在这条路上越走越远，越陷越深。
直到2009年，他们在甘肃白银犯下了最大的一起案子——一个三口之家，夫妻二人加上一个四岁的女儿，全部遇害。
那是2009年秋天。付刚四人在白银市踩点了一个星期，最终锁定了城郊的一栋二层小楼。男主人姓郑，是个包工头，家里装修得很气派。女主人姓何，三十出头，在妇幼保健站当护士，长得很漂亮。他们有一个四岁的女儿，活泼可爱。
付刚选择这家的原因，一是因为有钱，二是因为女人漂亮。他通过几天的观察发现，这家人的作息时间非常规律——男主人每天早上七点出门，晚上七点回来；女主人上午九点出门上班，下午五点回来；孩子上幼儿园，早上八点送去，下午四点接回。
最佳作案时间是晚上七点半到八点之间——夫妻俩都在家，吃过晚饭，孩子还没睡。
9月15日晚上，他们行动了。
翻墙、杀狗、撬门，一气呵成。四个人冲进客厅的时候，郑某正坐在沙发上看电视，何某在厨房洗碗，女儿在客厅的地毯上搭积木。
郑某第一个反应过来，他从沙发上弹起来，想冲过去保护妻子和女儿。但王吉营的刀已经架在了他的脖子上。
“别动。”
何某听到动静从厨房出来，看到客厅里的情景，手里的碗摔在地上，碎瓷片飞溅。赵峰冲上去捂住了她的嘴，把她拖进了卧室。
女儿被吓哭了。她坐在地毯上，手里的积木掉了一地，眼泪顺着圆圆的脸蛋往下淌，嘴巴张得大大的，发出尖锐的哭声。
张学军走过去，蹲在她面前，用手指点了点她的鼻子。
“别哭了，叔叔给你糖吃。”
小女孩看了他一眼，哭得更凶了。
张学军皱了皱眉，从茶几上拿起一卷胶带，撕下一截，贴在了小女孩的嘴上。哭声被闷住了，变成了一串含混的“唔唔”声。她的眼睛瞪得大大的，里面全是恐惧，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一样往下掉。
张学军把她从地上抱起来，放进了卧室的衣柜里。柜门关上的那一刻，小女孩的“唔唔”声变得很小很小，像被闷在棉被里的蚊子叫。
客厅里，王吉营把郑某的双手反绑在身后，用胶带缠了十几圈。付刚用刀逼着他跪在地上，问银行卡的密码。郑某开始不肯说，付刚就用刀背敲他的锁骨，一下，两下，三下。每一击都伴随着骨头的闷响，郑某的脸疼得扭曲，但嘴还是闭着。
“你老婆在隔壁，”付刚说，“你不说，我就让人去陪你老婆。”
郑某的眼神变了。他看着卧室的方向，嘴唇在颤抖。
“密码是我女儿的生日，零八零三。”
付刚记下来，对赵峰使了个眼色。赵峰拿着银行卡出了门。
卧室里，何某被按在床上，手脚被绑在床柱上。王吉营站在床边，居高临下地看着她。她穿着一件淡蓝色的家居服，头发散开，脸上有泪痕，嘴唇上有咬破的伤口。
“你们要钱拿去，别伤害我女儿。”她说。
王吉营没回答。他开始解自己的皮带。
何某闭上了眼睛。
赵峰取完钱回来的时候，已经是晚上九点多了。他把钱交给付刚，然后去了卧室。王吉营刚从床上下来，张学军接替了他。赵峰倚在门框上，看着床上的何某。
她的衣服被撕烂了，嘴角有血迹，左脸肿了一大片。她的手被绑在床头，手腕上勒出了深紫色的淤痕。她的眼睛闭着，睫毛在不停地颤动，像一只受伤的蝴蝶。
“轮到我了。”赵峰说。
何某睁开了眼睛。她看着赵峰，瞳孔里映出他的脸——年轻、白净，甚至可以说英俊。但那张脸上挂着的笑容，让她不寒而栗。
赵峰走到床边，低下头，在她耳边轻声说：“姐姐，你女儿很乖，她在衣柜里睡着了。”
何某的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
赵峰的动作很慢，像是在享受每一个瞬间。他不急不躁，每一个步骤都做得细致入微。他掐着她的脖子，不让她出声，他的手指收紧，松开，收紧，松开，像在弹奏一件乐器。
她在他身下无声地哭泣。
凌晨一点多，四个人在客厅里碰了头。茶几上摆着从冰箱里翻出来的啤酒和熟食，他们边吃边喝，像在庆祝什么。
“怎么处理？”张学军问。
付刚看了一眼卧室的方向。
“灭口。”
没有人反对。
赵峰从厨房拿了一根麻绳，走进卧室。何某还醒着，她的眼睛盯着天花板，瞳孔散大，对光线几乎没有反应。赵峰把麻绳绕过她的脖子，在颈后打了个结，然后慢慢地、一点一点地收紧。
何某的喉咙里发出咯咯的声音，像痰卡在嗓子眼。她的身体开始抽搐，双腿乱蹬，脚后跟敲打着床板，发出有节奏的咚咚声。她的脸从苍白变成青紫，从青紫变成黑紫，嘴唇上全是泡沫状的唾液。
赵峰收紧，收紧，再收紧。
何某不动了。
客厅里，付刚用同样的方式结束了郑某的生命。郑某的挣扎比何某更激烈，他的身体在地上翻滚，肩膀撞在茶几腿上，茶几上的啤酒瓶倒了，啤酒洒了一地。付刚单膝压在他胸口上，双手用力拉扯麻绳，郑某的脸涨成了猪肝色，眼珠上翻，露出了白色的巩膜。
他的身体抽搐了几下，然后彻底安静了。
赵峰从卧室出来，走向衣柜。他拉开柜门，小女孩蜷缩在被褥里，已经睡着了。胶带还贴在她嘴上，小脸上有干涸的泪痕，睫毛在睡梦中微微颤动。
赵峰低头看了她几秒。
“这个怎么办？”
“灭了。”付刚说。
赵峰没有动。他看着那个小女孩，看了很久。其他三个人在收拾现场，没有人催他。
他伸出手，犹豫了一下，然后解开了小女孩嘴上的胶带。胶带撕下来的时候，小女孩的皮肤被扯得发红，但她没有醒，只是微微皱了皱眉，在睡梦中翻了个身。
赵峰把她从衣柜里抱了出来。小女孩的身体很轻，轻得像一袋棉花。她的头靠在他的肩膀上，鼻息温热，吹在他的脖子上，痒痒的。
赵峰把她抱到沙发上，用一条毯子盖住她。
“她不会记得。”他说。
付刚看了他一眼，没有说话。
他们清理了现场，把所有可能留下证据的东西装进了垃圾袋。血迹用漂白水擦干净，被褥换了一套新的，床单塞进垃圾袋，烟头、酒瓶、吃剩的食物全部收走。
凌晨三点半，他们搬着几个黑色垃圾袋走出了院门。两辆面包车一前一后消失在夜色中。
那个小女孩被遗忘在了沙发上。
第二天早上，一个路过的村民听到了哭声。他循着声音找过去，发现院门大敞着，一个四岁的小女孩坐在沙发上，裹着一条毯子，哭得上气不接下气。
村民报了警。
警方在卧室的床垫上发现了血迹，在衣柜里找到了胶带和麻绳，在厨房的垃圾桶里找到了漂白水的空瓶。但他们没有找到任何指纹和DNA——四个人清理得太干净了。
案件成了悬案。
但那个小女孩不是什么都没有留下。她被从医院接回家以后，连续半年每天晚上做噩梦，梦里反复出现同一个画面——一个年轻的男人，白白的脸，微微笑着，把她从衣柜里抱出来。
“他抱我的时候，手上有个东西。”她对心理医生说。
“什么东西？”
“一个疤，圆圆的，像烟头烫的。”
那是赵峰左手手背上的一个疤痕。是他在一次作案时不小心被烟头烫伤的，伤口感染后留下了一个硬币大小的圆形疤痕。
小女孩记住了这个疤。
但她太小了，她的描述无法被用作证据。案件被搁置了。
然而法医在何某大腿内侧发现的那些指甲划痕——那个“S”形符号——被拍照存档，进入了DNA数据库。
那里面，藏着付刚的皮肤组织。
第六章 山东：消失的夫妻
时间跳到2013年，山东费县。
5月14日下午，付刚四人在费县城区的路边摊吃了碗面，然后沿着小路走向那个他们已经踩点多次的院子。
院子的主人是一对新婚夫妇，男的名叫小健，女的叫小青。小健在镇上摆烧烤摊，小青在家里做微商，两个人结婚才半年多，日子过得红红火火。小青怀孕三个月了，小健每天收摊回来都要趴在她肚子上听一会儿，尽管什么都听不到，他还是听得很认真。
院子位置偏僻，最近的邻居隔了半条土路和一片杨树林。院墙不高，墙根堆着碎砖。院子里有一条土狗，拴在槐树下，不大，但很警觉。
付刚翻墙进去的时候，狗叫了。不是那种狂吠，是警觉的低吠，喉咙里发出呜呜的声音。张学军用石头砸狗，第一下没砸中，狗叫得更凶了。第二下砸中了狗头，狗惨叫了一声，声音短促而凄厉，然后倒在地上抽了几下，不动了。
叫声传出去了。付刚蹲在墙根下，竖起耳朵听了一会儿。四周很安静，没有人被惊动。
四个人都翻进了院子。他们从后门进了屋。
屋里是新装修的，地板砖锃亮，墙上挂着液晶电视，沙发是皮质的，茶几上摆着一盘水果和一本育儿杂志。王吉营翻抽屉的时候，手忽然停住了。他看到了那本结婚证。
照片上的小青穿着白纱，依偎在小健身旁，两个人都笑得很甜。小青的五官精致，皮肤白皙，笑起来嘴角往上翘，露出一排整齐的牙齿。王吉营把那张照片从结婚证上扯了下来，对着灯光看了几秒，塞进了自己的口袋。
这时候，院外传来了三轮车的声音。
小健和小青回来了。
他们推门进堂屋的时候，灯突然亮了。小健还没反应过来，一把刀就架在了他的脖子上。小青尖叫了一声，然后被赵峰捂住了嘴。
“别叫，叫一声，你老公就少一根手指。”付刚的声音很冷。
小青不敢叫了。她的眼泪涌了出来，浑身在发抖。
他们把两个人的手脚绑了个结实。小健被按在沙发上，小青被拖进了卧室。
“银行卡在哪？”付刚问。
小健报了密码。
赵峰去取钱。ATM机的监控拍下了他的脸，瘦削、年轻、面无表情。他取了钱，数了数，嘴角微微上扬。
他回到院子的时候，已经是晚上八点多了。四个人开始做饭——用那对夫妻的厨房、食材、锅碗瓢盆。红烧肉的香气弥漫在整个屋子里，小健跪在地上闻着那股味道，觉得恶心。
王吉营第一个走进了卧室。
小健听到门关上的声音，然后是妻子含混的呜咽声。他的身体开始剧烈地颤抖，不是恐惧，是愤怒。他想冲进去，但手脚被绑着，动弹不得。他的眼泪流了下来，无声地，一滴一滴地砸在地板上。
王吉营出来的时候，一边走一边系皮带。
“你媳妇不错。”他说。
然后是张学军。然后是付刚。
赵峰是最后一个。他进去的时候，小青已经没有力气挣扎了。她侧躺在床上，蜷缩成一团，双手被绑在身后，手腕上全是勒痕。她的嘴角有血迹，左脸肿了，眼眶发青。
赵峰没有碰她。他坐到床边，把她散乱的头发拨到耳后，露出她的脸。
“姐姐，你多大了？”
小青没有回答。
“你肚子里的孩子，几个月了？”
小青的身体猛地一颤。
赵峰的手覆在她的小腹上，隔着薄薄的睡衣，他能感觉到微微的隆起。
“三个月？”他问。
小青的眼泪又流了出来。
赵峰把手收回来，站起来，走到卧室门口。他回过头，看了小青一眼。
“我有点累了，”他说，“今天就算了。”
他走出了卧室。
付刚在客厅里已经做好了决定。
“灭了。”
凌晨一点多，四个人动手了。
小健被勒死的时候，挣扎得很厉害。他在地上翻滚，肩膀撞在茶几腿上，茶几上的碗碟哗啦啦碎了一地。付刚用膝盖压着他的胸口，麻绳在他脖子上越勒越紧。他的脸从红变紫，从紫变黑，嘴唇上全是泡沫状的唾液。
他不动了。
卧室里，王吉营和赵峰一起勒死了小青。小青没有挣扎，她已经没有力气挣扎了。她的眼睛睁着，瞳孔里映出天花板上那盏吊灯的光，那光一明一暗，像她腹中那个小生命最后的心跳。
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他们把两具尸体装进了黑色垃圾袋，抬上了车。山洞，秸秆，覆盖。
他们回到院子里，开始清理现场。拖地，擦桌子，洗锅碗，换床单，整理沙发，把所有的物品归位。他们甚至洗了个澡，换上了小健和小青的干净衣服。
付刚穿的那条牛仔裤，裤兜里有一张银行卡。那是他父亲的低保卡，他之前顺手塞进去的，然后忘了。他穿着这条裤子走了，和那条裤子一起被装进黑色塑料袋扔进了河里。
第二天，银行卡被打捞上岸。
十天以后，付刚、张学军、王吉营、赵峰在山东济宁落网。
十五天以后，他们供述了十几年间犯下的十几起案件。
一个月后，DNA比对结果显示，付刚的DNA与2009年白银某灭门案中女死者大腿内侧的指甲划痕中提取到的皮肤组织完全吻合。
那把锁住魔鬼的钥匙，终于被找到了。
第七章 审判
2015年6月，山东省临沂市中级人民法院。
付刚、张学军、王吉营、赵峰被带上法庭。旁听席上坐满了受害者家属。小健的母亲被人搀扶着，她的头发全白了，才六十多岁，看起来像八十。小青的母亲一直在哭，不是大声哭，是那种压抑的、断断续续的抽泣。
公诉人用了一个多小时宣读起诉书。强奸罪、抢劫罪、故意杀人罪、非法拘禁罪、侮辱尸体罪——每一项罪名背后，都是一个被毁掉的人生，一个被撕碎的家庭。
当公诉人详细描述费县那对夫妻被害的经过时，小健的母亲从椅子上站了起来，手指着被告席上的付刚，嘴唇颤抖着，最后只说出一个字——“畜——生！”
她倒了下去。
法庭一度休庭。
庭审持续了三天。四名被告对大部分犯罪事实供认不讳，赵峰甚至在法庭上露出了笑容。
法官问他为什么笑，他说：“我想到一些好玩的事。”
旁听席上有人哭，有人吐，有人冲上去要打他，被法警拦住了。
2015年6月17日，法院作出一审判决。
付刚，死刑。
张学军，死刑。
王吉营，死刑。
赵峰，作案时未满十八周岁，无期徒刑。
宣判的时候，付刚的肩膀微微抖动了一下。张学军闭上了眼睛。王吉营咬了咬嘴唇，没有说话。赵峰面无表情，他看了一眼旁听席上的小青母亲，又移开了目光。
小青的母亲在听到“死刑”两个字的时候，终于哭了出来。不是抽泣，是嚎啕大哭。她等这一刻，等了两年。
她的女儿，再也不能回来了。
尾声
2016年1月，付刚、张学军、王吉营在山东被执行死刑。
赵峰至今还在监狱里服刑。他今年才三十出头，人生的路还很长。但那条路，被铁栏杆和电网围住了。
他这辈子都不会再出来了。
2023年5月15日，山东费县。
李老太坐在院子门口，看着那棵槐树。槐树死了，树皮剥落了大半，露出灰白色的木质。树下那条狗的坟已经找不到了，被雨水冲平了，和周围的泥土混在了一起。
她今天没有哭。
她每年这一天都会来这里坐一会儿，不哭，也不说话，就那么坐着。村里人以为她已经好了，以为她已经从那场灾难中走了出来。
没有人知道，每天晚上她都会在梦里见到儿子和儿媳。小健推着三轮车从院外进来，喊一声“妈”，小青从屋里出来，笑着叫“妈”。然后他们手牵手走进堂屋，关上门，再也不出来。
她追上去，推开门，屋里空荡荡的。
她一遍又一遍地做这个梦。
一遍又一遍。
她今年七十岁了，身体越来越差，腿脚不灵便了，耳朵也背了。但她还是每年这天来坐一会儿。村里人都劝她别来了，来了伤心。她说：“不来，更伤心。”
那棵槐树死了以后，有人在旁边新种了一棵。是隔壁邻居种的，说是给她留个念想。新种的槐树还很小，只有一人来高，枝条细细的，在风里摇来摇去。
李老太看着那棵小树，忽然说了一句：“它长大了，是不是就跟原来那棵一样了？”
没有人回答她。
风从山那边吹过来，吹动了小树的枝条，像在点头。
（全文完）